纵观历史进程，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，经历了一场从农村“结构性贡献”转向城市“战略性反哺”、从城乡“二元化分割”迈向城乡“一体化融合”的伟大变革。
改革开放后，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，在乡村地区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产品市场化价格改革，在小城镇积极探索乡镇企业发展，在城市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，确立起农民生产经营的主体性地位，恢复了农产品的市场属性，实现了农村人口有序、渐进地向城镇转移。这一阶段，国家重新定位并调整了我国城乡关系，以城镇化建设为纽带，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正常流动，持续推进农村现代化，初步形成了“以城带乡、以工促农”的发展格局，逐步缓和了城乡间二元对立的状态。
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下，过去我国总体将大量农村资源用于建设城市、发展工业，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，使得农业、农村长期落后于工业、城市的发展。
特别是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，我国“三农”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同时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“四化同步发展”，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财政金融等“人地钱”改革持续深化，城乡之间频繁紧密互动，构建起“工农互促、城乡互补、协调发展、共同繁荣”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，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态势。
在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，“县”作为最基础、最完整的行政单元，“一域之内，城、镇、村法定共存”，空间上天然具备“承上启下、连城带乡”的独特功能。这是省、市（州）等更高等级（不直接管理乡村）和乡镇、村等更低层级（距城市较远）所不具备的特殊属性。其次，县域是城乡要素流动的“主要聚集地”。县级政府可直接统筹土地管理利用、财政资金使用、人才引进培养等工作，通过行政统筹力与市场机制，将城市要素导入乡村、乡村资源对接市场，使县域成为人才返乡创业、土地集约流转、资本下乡投资、数据互联互通的关键平台。2024年，我国县域经济总量已占全国GDP的近40%。再次，县域是城乡矛盾破解的“重要突破口”。除要素流动不畅外，我国城乡矛盾还突出体现在产业协同不足、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方面。在县域通过发展特色产业、延长产业链和“县城扩容提质+乡镇功能强化”等方式，可快速缩小服务差距，让农民在不离乡、少离土的前提下，就近获得城市生活品质，吸引城市人口迁居乡村，繁荣农村经济。此外，县域还是城乡融合发展的“最佳试验田”。县域内居民语言、习俗相近，有利于集中统一行动，同时改革创新试错容错空间较大，不易出现“城市过度虹吸”或“乡村孤立发展”的极端状况，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成本最低、风险最小、可持续性最强的战略支点。
以县域为关键载体推动城乡多元融合，当前应重点关注五大领域的深度融合。一是空间融合。科学划定“三区三线”，以完善交通、市政、信息网络、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为抓手，构建“县城-中心镇-特色村庄”梯次衔接、便捷畅通的的空间体系，重点强化县城综合承载力和中心镇连接功能，显著缩短城乡空间距离，实现城乡功能的深度耦合。二是要素融合。深化人、地、钱等关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，健全农民进城落户制度和人才返乡激励机制，推广集体建设用地入市、宅基地盘活等创新实践，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并引导金融资本、社会资本支乡惠乡，破除城乡间制度壁垒，有效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。三是产业融合。依托当地资源禀赋，构建城乡联动、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，县城聚焦研发与流通，中心镇承载精深加工，乡村立足绿色生产，实现产城融合、产村融合，创新利益联结模式，确保农民在全产业链中共享增值收益，形成城乡经济共同体。四是公共服务融合。通过优化学校布局、健全县域医共体、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等方式，促进优质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资源向乡村覆盖延伸，推动城乡公共服务标准统一、制度并轨，逐步消弭“同城不同质”的服务落差，实现城乡基本民生保障的均等化。五是治理体系融合。创新基层治理模式，强化党建引领和数字赋能，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利用大数据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、智能化水平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，构建协同高效的城乡治理共同体。（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 杜泽珊、王然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