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金良在泾河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工地现场查勘。 受访者供图
黄河洛阳市新安段景美如画。 张怡熙 摄
人物名片
张金良
黄河水利委员会首席专家、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、黄河实验室（河南）总工程师。
坚守黄河保护治理一线40年，多沙河流水利工程设计与调控领域学术带头人，担任黄河古贤、泾河东庄、南水北调西线等6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设计总工程师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，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，省部级特等奖1项、一等奖10项。发表论文137篇，出版专著16部，授权发明专利51项。获水利领军人才、大坝杰出工程师、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、“出彩河南人”感动中原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。
□本报记者 师喆 梁莹莹
手机地图上，黄河的脉络清晰可辨，水情动态触手可及。但在张金良的脑海中，却装着另一条“黄河”——这条河有记忆，记得每一次洪峰的脾气，每一段河床的变迁，也记得他走过的每一步。
张金良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。
10月9日，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一摞摞奖杯与证书堆在角落积灰。最引人注目的，反而是窗台边垒成小山的黄河石——它们形态各异、未经雕琢。他随手拾起一块，指尖抚过粗粝纹理，动作熟稔得如翻阅一本浸透岁月的书。
抬头看，“懂么？会么？敢么？”六字拓印悬于墙上。这三问，自挂起那日，便成为他一生不曾偏离的考题。
“黄河不相信空谈，只认实实在在的行动者。”他用四十年，把答案写进了波涛。
“懂么？”
——始于敬畏，探寻长河脉动
张金良的记忆里，始终烙印着童年的一个深夜。
1975年8月，驻马店的一场特大暴雨让板桥水库、石漫滩水库等多个水库相继垮坝。沟壑横溢，损失惨重，不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吃不上饭。
灶台边，母亲一言不发，默默烙着一张又一张饼。12岁的张金良一边烧火，一边眼馋着平时不多见的白面饼子。母亲不让他动，只说：“早点送去，他们就能少挨一会儿饿。”
那一刻，洪水不再是书上的词汇，而是夺去口粮、浸透墙根的恐惧。一颗种子从此埋入心土：他要治水。
高考志愿栏第一条，他毅然填下“水利工程”专业。天津大学毕业后，同学中有人南下闯荡，有人留京深造，他却逆流而归，回到家乡。“这土地养大了我们，总得有人回来守护它。”
可理想，很快撞上了坚硬的现实。
1985年7月，揣着热乎的毕业证，张金良背着行囊到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报到。第一次真正站在奔腾的黄河岸边，他怔住了——浑浊的河水激流而下，与家乡宁静的塘坝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“我真的能读懂它吗？”年轻的他在心中自问。
面对陌生，他选择了最笨也最踏实的路：徜徉在纸页之间，又投身于河道之上。
资料室里，他日日啃读水力学、河流动力学，俄语的老图纸来回摩挲了千百遍，泛黄的书页很快被钢笔批注覆盖；休息日，就拎一壶水、揣几张饼，徒步走进河滩，用双脚丈量160多公里的库区——每个险弯、每片软滩，都要亲自走过。
后来有了摩托车，他更是驰骋于两岸。渐渐地，黄河的“脾气”被他摸出了轮廓：哪一段易淤，哪一处易险，几月洪峰最凶，何年会结冰塞河……他都开始了然。
但黄河，从不轻易交底。
老治河人口中，黄河有一种奇特的现象，河底的泥沙会大块大块地翻卷起来，有二三十厘米高，犹如河底被掀起。有人亲眼所见，却说不清缘由，更没人能记录到它的真容。
这个“揭河底”到底咋回事儿？张金良较上了劲。
他翻遍中外文献，骑着摩托一遍遍往返可疑河段。风雨无阻，观察、推演、计算……最终，他创新性地将流激振动理论运用到河流动力学上，成功推导出“揭河底”的发生机制。
为了捕捉实证，他带团队在河边扎下。3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牢牢锁定河面……终于，河底淤泥成片掀起！相机咔嚓一声，留下了珍贵影像。
后来，科研团队的相关实验证实了他的推断。黄河泥沙研究中的一大谜题，终于有了科学的注脚。
“会么？”
——成于智慧，运筹水沙千里
2001年，张金良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防汛办公室主任。再巡黄河大堤，目睹这“千里悬河”，心头不由一紧。
那一刻，他明白，“懂”只是叩开了大门。
真正的较量是“会”——会共处、会治理、会化险为夷。
彼时，他身兼数职，责任千钧。调水调沙试验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、调度组组长、方案组副组长、后评估组组长……所有防汛方案都要从他手里发出，白天连着黑夜，忙碌成了常态。
面对严峻的防洪形势，一个大胆的设想悄然成形：在黄河上开展调水调沙的原型试验。经过无数次推演，张金良和团队成为“吃螃蟹的人”。
“这样复杂多变的大江大河，实验室的物理模型和数值模拟都有局限，必须在真实的黄河上进行原型试验，才能真正摸清其规律。”他说。
这件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事，他比谁都清楚风险：原型试验一旦失控失败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危及两岸百姓。
同样棘手的，是当时落后的信息条件。上千公里的河道上，水情、工情瞬息万变，信息传递却如同老牛拉车。
2002年7月，首次调水调沙试验在长达1000公里的河段启动。
指挥中心与各水文站、闸坝枢纽及各单位之间，通信手段不发达，主要依赖电话。决策者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感知黄河的脉搏。“那种感觉，就像在指挥一场大战，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。”张金良回忆道。
这次试验为黄河治理打开了新大门，也让他深刻认识到：治理黄河，必须打破信息壁垒。
之后的两年间，随着海量数据的积累与实战经验的沉淀，2004年，试验河道延伸至2200公里。张金良又提出了关键一招：“人工塑造异重流。”
何为异重流？他打个比方：就像一杯未搅匀的蜂蜜水，清浊自然分层。我们要做的是，在底层浑水运动到大坝时，精准打开底层的排沙洞闸门，将高含沙的浑水排出水库。这需要极其精确的计算和时机把握，分毫之差，结果便可能天壤之别。
那次调度，他终生难忘。指令一道道发出，闸门一寸寸提起。他站在大坝上，眼见原本相对清澈的出水口，突然涌出浓稠泥浆，如同黄河深藏的脉搏被触动。
成功了！
人工异重流的突破，也为后续调水调沙打下了关键基础。在一次次试验下，最终实现黄河下游千里悬河主槽全线冲刷下切3.1米，最小过洪能力由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至5000立方米每秒——这意味着，“悬河”持续淤积抬高、防洪险情不断的被动局面，被彻底扭转。
40年来，张金良探索前行的脚步从未停下。
为延长小浪底拦沙库容的使用寿命，他带领团队构建起多沙河流水库“蓄清调浑”的理论技术体系，攻克了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控制难等三大难题，为后续古贤水利枢纽的规划，铺就了坚实之路。
正是基于调水调沙实践对信息化的迫切需求，张金良在后来的工作中全力推动黄河治理的数字化转型。他牵头搭建数字防汛平台的初代框架，为如今覆盖全流域的立体监测网络及数字孪生黄河平台，奠定了关键基础。
如今，指挥中心，巨屏上数据奔流，闸门能远程掌控。但张金良始终记得那些不眠夜：“没有当年的冒险，就没有今天系统里的数据。河，是蹚出来的。”
“敢么？”
——归于担当，踏浪时代潮头
“敢”，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对张金良而言，这份胆魄的试炼，落在了关系黄河百年安澜的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上。
古贤水利枢纽的地基，被形容为一张“千层饼”——软硬岩层交错叠压，是工程界的“硬骨头”，最棘手的任务就是改坝型。在“千层饼”上，将面板坝改为方便排沙、经济适用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，需攻克无数技术难题，犹如在流沙上筑起摩天大楼。
劝退的声音从未停止：“风险太大，何必冒险？”
张金良却铁了心：“我们不啃这块硬骨头，难道要把风险原封不动留给子孙？”
答案，写在此后无数个奋战的日夜里。
为了摸清“千层饼”的性子，他带队钻山沟，扎进晋陕峡谷的寒冬。北风凛冽，吹得人脸颊生疼。年轻的队员忍不住直跺脚，张金良却俯下身，仔细查看刚取出的岩芯：“咱们今天在这受冻，为的是大坝一百年后能站稳。”
面对深层软弱夹层这一核心难题，他们想出妙招：在地下60米深处，为大坝造一个坚固无比的“钢铁脚跟”——先掏空脆弱层，再灌填混凝土。
那是意志的鏖战。张金良和团队时刻监控着每一次灌浆的压力、流速和温度，数据稍有异常，立刻分析调整。他说：“这些看不见的地基，才是工程真正的生命线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如今，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的导流洞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，1号洞全线贯通，工程即将转入中下层开挖阶段及混凝土转序阶段。
离黄河安澜的梦想，又近了一程。
四十载春秋，张金良将心血倾注于滔滔黄河。从参与者到引领者，他亲历多项重大治黄工程，荣誉满载。
但他从未忘记初心。办公室墙上的“三问”，如晨钟暮鼓，日日回响于心。
“黄河是最好的老师，也是最严厉的考官。”张金良说，“它不断抛出新的考题，促使我们不断学习、持续创新。”
今日的黄河岸边，处处跃动着生机。夕阳下，鬓角泛白的他带着一群年轻的博士生，边走边谈。他抓起一把土，搓了搓：“数据是冷的，但泥土却有温度。治理黄河，既要信电脑，更要信脚板。”
跟随他学习三年的博士生李达，早已被老师这种脚踏实地、胸怀天下的精神深深感染。他感慨：“治黄不仅需要智慧，更需要一股韧劲。我愿把这件事，当作一生的事业去追求。”
长河浩荡，昼夜不息。问道之路，亦无终时。
面对黄河这道永恒的考题，一代代像张金良这样的“黄河答卷人”，正以毕生的坚守与勇气，将安澜的答案，写在滚滚波涛之间，绘入大河两岸百姓的平安梦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