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，有一群追太阳的人。
为什么追太阳？
他们说，要让中国人都吃饱饭。吃饱饭要靠好种子，育种要加速，就要靠南繁。
南繁是什么？这还要从70年前的一个故事讲起。
20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粮食短缺成了燃眉之急。农作物在北方一年只能种植一代，育种周期长达8—10年。
著名玉米遗传育种学家、河南农学家吴绍骙率先开启了一场颠覆传统的探索：利用南方冬季的天然温室效应，将玉米材料拿到广西等南方地区加一代繁殖，让育种进程提速。
1956年，中国第一个南繁试验，从河南开始了。
那时，刚刚大学毕业的陈伟程被分配到河南农学院（河南农业大学前身），给吴绍骙当科研助手，成了他的学生，也成为这场探索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
“208个玉米种子，一份种在河南，一份种在广西。当时还不能去海南，郑州和广西两地跑，几百个数据一个一个地记录，经常记到天黑啊。”今年92岁的玉米育种专家、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伟程回忆说，河南是全国最早开展南繁育种的省份，当时吴老还牵头联系广西柳州沙塘农业试验站、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开展合作，将北方玉米育种材料送到南方进行选育。
彼时，“环境决定遗传”的遗传学理论根深蒂固，不少学者质疑：北方作物到南方种植，遗传特性会不会发生改变？
面对质疑，他们种下了一茬又一茬试验苗，记录下数万组数据。1960年，吴绍骙团队发表《异地培育对玉米自交系的影响及在生产上利用可能性的研究》，南繁理论正式确立，育种周期也就随之缩短，从以往的8—10年压缩至3—4年。
那时起，全国育种工作者循着这条“追着太阳种庄稼”的道路，从各地奔赴南方。
可南繁，并不容易。
“南繁南繁，又难又烦。”成了河南南繁人的一句顺口溜。
陈伟程回忆，70年代去海南岛，要自己背着行李，没有瓦房更没有旅馆，住的是茅棚。几根粗木条搭起来就是床，四面透风。“夜里也别想睡安稳，鼠害严重，不起来赶老鼠，玉米苗就要被咬光了。”
直到1994年，陈伟程的研究生汤继华也开始南繁，踏上海南岛的第一件事，仍然是解决吃饭和上厕所的问题。
25岁的汤继华背着两大包行李，独自一人挤火车、转汽车、坐轮船，辗转奔波一周，来到南繁基地。本以为海南是处处莺啼、鸟语花香，迎来的却是“三只老鼠一麻袋，十只蚊子一盘菜，三条蚂蟥做条裤腰带，毒蛇蹿到身上来”。
语言不通成了第一道难关，当地农民多讲海南话，他只能找懂普通话的村民当翻译，一块一块地跟农民谈租地；没有房屋，他和同事租住在农民的小屋里，闷热潮湿，蚊虫肆虐。
与天斗，不知道台风什么时候来；
与地斗，不知道每块地的好坏；
与牛斗，散养牛羊扭头就把玉米苗吃了；
与鼠斗，一亩地10天内就全部被吃光。
更难的是，玉米授粉窗口期只有5天，而这一关键时期，往往恰逢春节。
32年南繁生涯，汤继华有25个春节是在海南田间度过的。“家里肯定埋怨啊，人家都阖家团圆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能亏欠着。”
有一次，学校布置作文写《我的爸爸》，汤继华年幼的儿子写，“我的爸爸，春节从来不回家，因为他是做玉米的。”这一句话，成了汤继华心底最深的愧疚，却也成了他坚守的动力。
